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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依法治国的历史借鉴问题 张晋藩

作者: 发布日期:2017-06-02 20:45:08

?(转自法制日报)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终身教授张晋藩、民商经济法学院学生潘辉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庭长刘黎先后发言。张晋藩,今年86岁,是我国着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谈谈依法治国的历史借鉴问题》。他说,总书记很重视传统法文化,他在过去的讲话中几次提到“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古书记载,所以我特别讲到这句话的由来,以及为贯彻“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中国古代的立法状况。即日起,本报将其发言摘要刊登,敬请读者关注。
  
  中华民族自建立国家之日起有着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发展过程,其间虽有无数次的王朝兴废与治乱更迭,但始终保持着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态,从而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这不是偶然的,这得益于国家治理方面所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其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一项具有传世价值的最宝贵的经验。
  民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的要素,无民何以为国?古人对此多有论述。早在《尚书》中,便明确提出:“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兴之时,贾谊从总结秦亡的教训中提出国以民为本的命题,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后世开明之君与贤良之士对此也多有论述。东汉王符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朱熹在给《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作注时,进一步阐发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元仁宗说:“民为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清末,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说:“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梁启超也说:“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民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构成元素和最重要的实体,就在于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社会由此而得以延续和发展,国家由此而得以存在,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由此而得以确立。《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民又是国家军队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古代,“祀”与“戎”是国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没有军队,国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就无法保卫边疆和实现国家对内与对外的职能。在中国古代,充当兵卒不仅是民的义务,也是民的权利。民还是国家重大工程的兴建者。不论是兴修水利工程,还是修筑城池宫殿,民都是营建者。凡此种种,都验证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结论。
重民在得民心 得民心则国兴
  “民惟邦本”之重民方略的实施首在于得民心,无数的史实都证明了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
  上古之时,禹为了听取民众对于治国理政的建议或其他诉求,制造了五种乐器——民有求见者,可以击(摇)不同的乐器,以便及时接见。这就是后世传颂的“五音听治”。《淮南子》卷十三“汜论训”载:“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就是说,凡是向大禹讲解为政之道的,可以击鼓;凡是告诉大禹行仁义之事的,可以击钟;凡是告诉大禹需解决之事者,可以振铎;凡是以忧患相告者,可以击磬;凡是向大禹申告狱讼者,可以摇鞀。大禹听到不同乐器的声音,就知道是何人以何事相告,进而请其入见。由于求见者多,以致有时吃一顿饭要起来十次、洗一次澡要中断三次,所谓“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由于禹如此重视民众的呼声与要求,因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稳定了国家的统治,并且顺利地传位于儿子启。启即位后在一段时间内也沿用了五音听治的做法,从而巩固了家天下的夏朝。但至夏末,国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愤怒呐喊,终为商朝所灭。这可以说是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的第一个史例。
  商是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却为小邦周所灭,原因就在于商末代国王纣“重刑辟”实行法外极刑,丧失了民心,使得关键性的牧野之战“前途倒戈者亿兆夷人”,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间覆亡。胜利者在惊喜之余,深深感觉到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商王曾经自恃拥有“如火如荼”的庞大军队,以为周之寇商不足道也,不料正是这支军队倒戈相向,使纣王身死国灭。
  继起的周朝的执政者周公一再告诫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性,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同时,周公把民心与天命连接起来,借助天命渲染民心的重要性,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周公的立论来看,其重民思想的核心在于重视民心,而其具体施政也以得民心为依归。这决定了他所实行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也决定了他所创立的以德主宰刑罚的法律制度。
  从周公起,大力倡导明德、敬德、尚德、成德。周公宣扬商之亡在于失德、周之兴在于周人有德,所谓天只助有德之人。针对商朝重刑辟而失民心亡国家的教训,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的政策思想与法治原则。明德旨在以德化民,慎罚旨在谨慎用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则和司法原则。如:区别用刑,罚当其罪;罪疑从罚,罚疑从赦;实行三刺、三宥、三赦的“听于民”的司法创制;等等。
  周初立法体现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设,其影响至为深远,作为中华法文化主流的德主刑辅,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即源于此。
  以上可见,周初统治者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治理措施都以重民保民以及如何得民心为依归。在这里,也第一次宣示了立法与司法的目的不在于刑人,而在于定是非、明曲直,行中罚,有效地惩治犯罪,使民不受伤害。这种刑罚的目的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兼并战争连年不绝。为了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民的价值进一步受到重视,得民者兴、失民者亡的政治现实,丰富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内涵。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进一步论证了君之所以为君在于得民,失民则君不成其为君。他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还以史为据指出:“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民而得天下,失民而失天下。得民而欲无王,不可得矣;失民虽欲保天下,亦不得矣。”
  他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进一步总结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他还将民与君比喻成水与舟的关系,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孟、荀此论,既是夏商周兴衰之由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对于国家治理的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精彩阐发。?
? 兼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国家治理经验(二)
爱民富民 民安国强
  民既为邦之本,因此如何使本固继而达到邦宁,是历代统治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为达此目的,论者咸谓爱民则安、富民则强。
  史载,周文王问政于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学派,莫不以爱人(民)作为立论与施政的基点。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力图通过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荀子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实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样主张爱民。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爱民则民安,使民无怨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使得爱民之说不断丰富。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六韬·文韬·国务》说:“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三国时期,吴国政治家贺邵说:“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明初,颇有作为的成祖说:“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劝民而民心归。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他还说:“天之视听皆因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使天。”明清之际,思想家唐甄指出:“是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他对见政不见民的轻视民众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说:“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但是,爱民并不是空发议论,而在于利民、惠民、富民。明成祖说:“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书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则惠。”
  历代思想家和开明之君不仅倡导爱民,而且实行养民、利民、富民的政策,以达到民富进而带来国强的效果。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他强调,只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国家富强。孟子也以富民作为养民之要着,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还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法家爱民之说最后也落实到富民上,认为富民是爱民之一端。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他还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汉刘安认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三国时期,吴国着名军事家陆逊说:“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唐初,以“安人宁国”为治国之策的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唯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他还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宋人危昭德说:“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宽民力。”
  古人论证富民之道,是和以农立国的国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孟子描写了他理想中的富民的田园风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而“养生丧死无憾”,被视为“王道之始”。
?兼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国家治理经验(三)
?为了养民富民,历代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民生的立法。
  其一,保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持有利于百姓生产生活的空间。《逸周书·大聚解》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出土的《云梦秦简》更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了秦法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云梦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产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罕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其意就是: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伐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野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直到七月始解除禁令。《唐律疏议》中此类立法甚多,如:“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
  上述立法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主要是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立法者或许没有意识到保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那样重要的意义,但今天看来,中华民族的先人是何等的睿智和富于远见。
  其二,田土均之,民富国强。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再到李悝“尽地力之教”和商鞅“开阡陌封疆”令,都是先秦有关土地的立法。汉初,为了抑制土地兼并,董仲舒首倡“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主张,汉统治者也屡颁限田和抑兼并的诏令。汉以后,土地立法进一步规范化,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朝以后至隋唐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的均田法。根据唐均田令,社会各色人等都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   均田法是一项伟大的创造:首先,根据均田令,由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广大农民及其他诸色人等获得了稳定的相对持久的谋生手段,从根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其次,均田令所达到的积极效果是均富。农民不仅获得口分田,还获得永业田,从而提高了他们精心经营土地的积极性,使丰产获得保障,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富足。最后,无论官民、各色人等都依法获得土地。但是封建时代是以等级为特征的,官民分得土地的亩数是有等差的。由于奴婢也可以依良丁授田,官僚贵族之家从而获得较多的土地。在贯彻均田令的过程中,也存在强占农民土地的现象。《唐令》明确规定:“诸亲王出藩者,给地一顷。作园,若城内无可开拓者,于近城便给。如无官田,取百姓地充,其他给好地替。”
  均田法的实施确实达到了富民的效果,史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史书的记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出百姓的富足、社会的和谐安定,以及“天下帖然”“人人自安”的盛世景象。由于民富,唐朝的府库充盈、边疆巩固、国力强盛,无论典章制度、文化艺术都达到了繁荣形态,影响远播海外,成为世界上最着名的强盛国家。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藏富于民,才是国家固本之策。清初,唐甄特别论证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说:“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为国矣。”以上可见,田土均之的法令取得了民富国强的效果,贞观、开元之治都源于均田法的实施。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唐朝随之走了下坡路。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爱民富民则民安国强的道理。战国时,慎到说得好:“善为国者,移谋身之心而谋国,移富国之术而富民,移保子孙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禄之意而求义,则不劳而化理成矣。”
  其三,轻徭薄赋,疏民困利民生。捐税是国家存在的一种形态,因此夏朝立国之后,“贡赋备矣”。夏商周时期,庶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需要从土地收益中向官府缴纳田赋。《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西周推行什一实物租赋制度,即:“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其具体田赋标准为:“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
  秦时,农民租种土地须交“泰半之赋”,而“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最终在农民大起义中二世而亡。这说明,赋税的轻重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历史的教训,使后来的统治者注意轻 徭薄赋以疏民困、以利民生,进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兴盛。
  汉高帝时,实行什五税一的轻税政策。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还曾因自然灾害一度下令减免田租之半。景帝以后,三十税一遂成定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的税法——凡受田者,每丁每年向国家纳粟二石或稻三斛,为“租”,亦即田赋;每年每丁劳役二十天,闰年加两天,如不服役可用绢或布代替,一天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为“庸”,亦即百姓对国家应负的劳役;每年纳绢或绫二丈,加绵三两,不产绢之地交纳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为“调”,亦即国家对家庭手工业产品的征课,实为户口税。可见,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是很低的。这是和均田法相适应的,收到了疏民困、利民生的效果。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法也难以实行。此后,根据社会生产的实际状况以及国家的需要,赋税制度不断进行改革,如唐后期的两税法,宋神宗时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明神宗时的一条鞭法。
  清康熙帝即位后,为巩固国家统治,自元年至四十四年(1662—1705年)蠲免钱粮九千余万两。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全国的赋税额以康熙五十年为准,“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即“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既表现了康熙朝经济的发达与财富的大量积累,同时也是一项最切实的利民之举,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丰稔。雍正朝在此基础上实行摊丁入地,废除行之已久的人丁税,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成为康雍乾盛世的标志之一。
  综上可见,赋税立法也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是因时而变的,一般的规律是:新王朝建立伊始,为了稳定统治基础,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便是此项政策的核心内容,并由此成为一个王朝复兴的原因之一;及至王朝后期,多因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使民不堪命。如,明末爆发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原因之一就在于除了已经极为繁重的苛捐杂税,更以三饷加派,使民不聊生,终于激起民变。历史的经验证明:轻徭薄赋可以疏解民困,有利民生,使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反之,横征暴敛,使民不堪,往往是一个王朝衰亡的重要诱因。
??????????? 兼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国家治理经验(四)
富则教之 明刑弼教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不仅从历史的镜鉴中总结了重民、富民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更重视教民,特别是在民衣食足之后强调富而教之。孔子在回答冉有“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提问时,明确回答说:“教之。”在孔子看来,在解决民众衣食温饱之后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教化,使之明礼义、重廉耻、远罪恶、近善良、敦乡里、爱国家,能够自觉地进行内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义廉耻的圣训和法律的规范,从而有利于夯实国家富强的社会基础。反之,富而不教,就会为富不仁、巧取豪夺、讹诈取财,足以败坏风俗、紊乱社会秩序,无助于国家富强,成为社会的消极因素。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知礼节”“知荣辱”不是简单地由富裕生活中自然生成的,还需要“教之”。富民、教民是“民惟邦本”这个链条上的两个重要环节。 
  历代对于富而教之的论述,可谓多矣。《尚书·舜典》有关于民的“敬敷五教”之说,据孔颖达注疏曰,“五教”即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书·武成》在歌颂周武王的功绩时,也有“重民五教,惟食丧祭”之语。孟子认为,“善政”与“善教”不可分,“善教”有助于得民心,成为缔造“善政”的重要手段。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同时主张:“教之不改而后诛之。”荀子也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东汉王符提出:“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他还说:“明王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他总结说:“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晚清主张改良政体的思想家也以开民智为首要任务,以构建改良政治的群众性基础。康有为说:“民智愈开者,则其国势愈强。”严复说:“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中国古代法典中蕴含着重德礼慎刑罚、遵伦常讲忠孝、重诚信远诈伪、重和谐求和睦的民族精神,思想家由此提出明刑以弼教,也就是通过彰显法律的内容,使民了解它所蕴含的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从而表明法律非以刑人为目的,而以禁民为非、使民远恶迁善为目的,以期实现明刑弼教、以刑辅教。这就是周初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为什么强调以礼乐主宰刑罚使刑罚得中的重要原因。法家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张“法莫如显”,使民知法,从而既可以远离犯罪,又可以借法保护自身的权益。商鞅说:“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韩非子说:“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恶劝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风,违法者如履薄冰。
  汉儒传承以礼乐主宰刑罚的传统,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指导原则。贾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董仲舒还借助阴阳五行之说力倡“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为非、不触法禁。
  至唐代,唐高祖李渊在制定《武德律》时指出,法律的作用就在于“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特别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阐明了教化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谛。着名的文学大家韩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宋理学家朱熹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他还说:“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决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清人评价唐律“一准乎礼。于礼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表达了后人对于传统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
  明初,太祖朱元璋力矫元末法纪败坏以致人不畏法、肆意为恶的积弊,以严刑治国。他手订的《大诰》收集了严刑惩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趋吉避凶之道。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成,他昭告天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礼以导民”,旨在使民遵守礼的规范,按礼行事,提高内省的自觉,融入“弘风阐化”纲常名教的主流;“定律以绳顽”,旨在运用法律打击奸顽,惩治犯罪,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纲纪。明太祖还有意识地对某些案件屈法伸情,借以表达明刑弼教之意。例一,“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例二,“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例三,“山阳民,父得罪当杖,子请代。上曰:朕为孝子屈法。”
  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再到明礼导民、定律绳顽,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一个传统。它产生于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凡是认真贯彻实施者,则国兴;慢而废弃者,则国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以德化民的“化”与明刑弼教的“教”,两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于导民向善,使民远离犯罪,由此形成了德法互补互用的法律结构和二元的社会控制手段,这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是少有的。
  总括上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重心所在,也是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为了巩固国本,历代实行了一系列的重民、爱民、养民、富民、教民、使民等政策措施。尽管世易时移,但其中仍有超越时空的合理因素。这是中华民族的古圣先圣历经岁月艰难缔造的,是遗留给其子孙的丰厚的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今天,非常需要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文化的支持,尤需借鉴国家治理方面经过历史锤炼的宝贵经验,珍视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给我们的赐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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